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着一块刻有英文遗嘱的牌匾，遗嘱署名宋庆龄，写于1975年2月18日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份晚年唯一的遗嘱并非写给仍在世的亲妹妹宋美龄，而是赠予一位并无血缘关系的男士——恩斯特·邓（邓广殷）。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情谊，缘由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。

1938年，宋庆龄在香港发起“保卫中国同盟”（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），通过何香凝与廖承志的介绍，结识了出身香港富裕家庭、曾在英国剑桥求学的邓文钊。邓文钊把家中资源用于支援宋庆龄的抗日与救援工作：担任司库管理海外捐款与物资，开放客厅与游泳池接待来宾，并腾出仓库储放运往抗日根据地的物资。在三年多时间里，保卫中国同盟向延安等地输送了上百吨药物与救援物资，邓文钊功不可没。

新中国成立后物资短缺，邓文钊与儿子邓广殷继续通过香港渠道为宋庆龄提供所需。宋庆龄在多封信中表达了难以报答的感激之情，并在邓文钊1971年去世后，把对这个年轻人的牵挂转向邓广殷，视他为“干儿子”。从1971年到1980年，她用英文亲笔写给邓广殷及其家人的信件近两百封，信中亲昵称呼他为“BB”，字里行间流露出长者对晚辈的深情。

1975年风雨飘摇的岁月里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尚未完全过去，宋庆龄虽得毛泽东、周恩来保护，仍承受巨大精神压力，住所曾遭红卫兵冲击，工作人员也曾“造反”。当年2月北京传出可能发生强震的消息，人们惶恐不安，宋庆龄拒绝外逃，决定留下并为最坏打算立遗嘱。那份用英文写就、并在“遗嘱”与收受者处以中文标注“恩斯特·邓”的遗嘱简短而明确：万一不测，将她在北京与上海淮海路1843号住所的全部藏书赠与恩斯特·邓，以感谢他对她的善意与帮助。

之所以将藏书作为遗赠对象，因为书籍是宋庆龄最珍爱的财产。她一生好读好藏，上海故居藏书逾4900册、涵盖多类文本与多种文字，最早的一册可追溯到1811年。把全部藏书托付给邓广殷，是她能想到的最深信任与托付。

收到遗嘱后，邓广殷没有公开炒作，而是小心谋划保存方式。出于当时的政治风险，他在赴瑞士探望留学女儿时，把遗嘱放入瑞士银行的保险箱妥善存放，秘密保存多年。直到后来这段往事逐步为人知晓。1981年宋庆龄病重，邓广殷从香港赶到北京守护并参加守灵。宋庆龄去世后，邓广殷做了令人敬佩的决定：他没有据为己有，而是通过廖承志将遗嘱中所指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国家。在人民大会堂，由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持了一场隆重的捐赠仪式。

这份情谊并未随时间消散。2015年5月，邓广殷携子女专程将宋庆龄1970年至1980年写给他和家人的197封英文亲笔信一并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，其中就包括那份英文遗嘱。至此，这段被岁月掩藏的往事得以完整呈现。

今天在故居看到那块刻有英文遗嘱的牌匾时，几行简洁文字背后，是一个老人面对动荡岁月的无奈与深情；也是一段关于信任与守诺的温暖故事。宋庆龄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交付给他信赖的人，而邓广殷近四十年的守护与最终将藏书归国的选择，则把这份托付化作对国家与人民的回报，完成了从北京到香港、再到瑞士、最后回到上海的完整循环。